廊坊中院聘任首届司法听证员

而我们注意到，在我国行政立法实践中，一些总则的内容则是另一种抽象，这种抽象表现为它没有确切的涵义，不能够指明较为明确的行为规则，没有明确的量化标准，甚至体现为不同判断和不同命题之间的冲突。

进一步来看，宪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总统为联邦陆军、海军、应召正为联邦服役的各邦民兵的总司令……因此，联邦国会有权征召各州民兵为联邦服役，而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民兵必须接受总统的指挥。无疑，第二修正案的社会背景正是美国革命和合众国早期，尤其是制定宪法和《权利法案》的那个时代。

〔[24]〕这一立场也为近来的很多学者所认可。1794年8月，两位联邦政府官员报告说他们参加了叛乱者的一次会议，会上只有一小撮人主张与政府开战，更多人则表示将不惜任何代价抗税。进一步而言，它也为一种有关《权利法案》的强烈的个人权利价值奠定了基础。我在前文已经指出，时代变了，斯蒂文森在对宪法原意作历史探求的过程中实际仍然是心怀现实关怀的。〔[19]〕例如，激进的联邦党人詹姆斯·威尔逊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宪法确认大会上为这种遗漏进行了辩护，他反问道：谁敢保证能够将人民的所有权利都列举出来？一旦在宪法上列举人民权利，那种列举必然是不完整的，如此一来，没有列举到的权利将被假定是制宪者有意忽略的。

为此，最高法院首先宣布第二修正案的确保护一种出于诸如自卫这样的传统的合法目的而拥有、佩戴和使用武器的个人权利。〔[30]〕然而，遗憾的是，第二修正案的用语含义并不是完全清晰的，由此则派生出有关第二修正案含义和范围的持久争论。[9] 但是，这一保护之评判标准，应当为是否影响人大代表履行代表职务，而非简单的是否担任人大代表。

3.监察委员会行使监察权需纳入制约机制，这一点在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层面来看，即将监察委员会纳入《宪法》第135条规定的办理刑事案件分工制约机制之内。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活动可以被认为是司法活动，但严格来说，不能因此把负责侦查任务的公安机关及其他专门机关升格为司法机关，这不仅与国际惯例相左，而且不符合我国《宪法》规定的中国特色政治体制与司法体制的内涵[22]。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是否以征求监察委员会意见为先决程序和必要条件？我们以为大可不必。未来修法若对职务犯罪补充侦查和非职务犯罪补充侦查之主体作区分对待，未免过于繁琐。

浙江省和山西省的制度设计是人民检察院决定采取强制措施，未提及批准，未来监察程序期间可能不存在监察委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11] 补充侦查按其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不同阶段，可分为审查批捕阶段中的补充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中的补充侦查和法庭调查阶段中的补充侦查3种。

第四，立法修法应重点考量国家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联动互补，以及与刑法等法律的界限和协调等问题。参见樊崇义：《论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载《中国刑事杂志》2014年第1期。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后，可能情形如下：审查起诉→提起公诉/退回补充侦查/自行补充侦查/决定不起诉。第一，监察委员会是国家唯一监察机关，一方面，人民检察院剩余侦查权并非与监察委分享职务案件调查（侦查）权，属于司法范畴，不影响监察权统一行使。

法纪衔接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三）逮捕的决定和执行 第一，逮捕的决定（批准）问题很关键。第一，监察措施的自行执行还是协助执行之问题。[18]可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取得之证据从非司法程序进入司法程序，应有转化必要。

实际上，上述三大问题本质上都属于刑事诉讼法的范畴。未来立法应明确：监察程序结束后不可直接跨越至司法审判程序，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乃必经程序。

我国当前证据审查仍集中于以口供为中心的主观性证据审查模式，但这一模式无法有效审查核实案件事实。（四）不得违背人大制度根本遵循，接受合法监督和制约 监察委员会行使监察权不得违背人大制度这一根本遵循，还需接受合法监督和制约。

第二，对向犯涉及的罪名是否在监察委员会监察权限内。有学者曾提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取得的证据可不经转化而作为法庭证据，我们以为不可取。这是从党纪委为主导、检察院为保障、政府监察机关为补充，三轨并行、相对独立，分工运作、协作配合[5]的三驾马车模式到国家监察委员会一马当先之转变，主要特征是统一监察、独立监察、异体监察。[21] 根据证据内容的稳定性与可靠性程度之差异，可以将证据分为主观性证据和客观性证据。第二，人民检察院自行补充侦查绝无与监察委员会争夺职务案件调查（侦查）权之原意。（4）退回补充侦查，对应回到监察程序。

[4] 韩大元教授认为，《宪法》第135条所针对的国家审判权、检察权和侦查权对应的是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其核心价值在刑事诉讼中互相制约，重在控制侦查权，而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主要是对侦查权的监督制约。改革后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是否有权自行补充侦查？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审查起诉阶段补充侦查[11]的性质是侦查权还是检察权？第二，监察体制改革后职务犯罪自行补充侦查的性质属于人民检察院的调查活动之延续，还是剩余侦查权，还是属于检察权范畴？第三，自行补充侦查的现实合理性？第四，改革后职务犯罪自行补充侦查的现行合理性？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侦查。

其中，是否采取和采取何种强制措施依具体案件而定。此外，对于职务犯罪案件人民法院调查取证、证据审查规则、司法鉴定等诸多问题，是延续现制还是另行规定，都需进一步考虑。

无独有偶，参考现有刑事诉讼法之规定，从刑事拘留到逮捕，检察院必须在7日内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由此刑事拘留最长期限从30天变为37天，可见其标志也是批准而非提请批准。国家监察委员会组织和职权上的独立性将在‘一府两院制基础上形成新的五元结构。

如果将其视作审查起诉程序之延伸，或可避免剩余侦查权表述之争议。北京留置首案公布后，一度引发热议，支持者如北京师范大学研究员陈新林认为留置措施适用报区委书记审批,也是按程序执行的[6]。第二，要衔接协调党内监督执纪和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的关系。其二，改革欲破除之壁垒即当前职务犯罪侦查的同体监督困境，自行补充侦查是否可能又陷同体监督之虞？我们以为，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应有权决定自行补充侦查。

但是，自行补充侦查制度亦有其现实合理性，否定这一制度，不仅会减少了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补充侦查的主体，还可能忽视检察机关在补充侦查方面所具有的针对性、避免侦查阻力等独特优势[14]。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1）监察程序期间无关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既要在一套工作机构的设置模式下，体现党的统一领导，避免工作重复，精干机构和人员，提高工作质效。

其二，参照实践中人民检察院初查活动取得之证据，初查并非正式的刑事侦查活动，因而初查中所获得的案件材料不能直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而需要一定的程序转化为刑事诉讼证据，能够转化的初查证据，应该具备客观性和关联性特征，对于案件事实有证明作用，并且是通过合法方式取得的证据材料。第二，多项犯罪的调查主导还是侦查主导之问题。

摘要：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委员会应加入宪法第135条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这是分工、配合和制约三者有机统一的整体性机制。（2）留置措施的自行执行和协助执行之取舍，并不涉及监察权独立行使之层面。此或为试点改革一次意味深长的探索：改革可能将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严格拆分，监察委员会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由此成为监察立法重要原则。注释：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研究（14JZD003）的阶段性成果。

怎样实现调查活动取得的证据有效转化为刑事诉讼证据？如何规范实施留置措施才能更大程度保证证据合法有效，才能避免程序缺陷甚或被法庭判定为非法证据而排除？转化方法主要有直接转化和间接转化，可以直接转化的主要是物证和书证，可以间接转化的主要是言辞证据[19]，言词证据的间接转化将是工作核心。试比较刑事拘留-提请审查批准逮捕-批准逮捕和留置-移送司法机关-决定逮捕两个过程，从性质来看，刑事拘留一定程度上可视作逮捕的临时措施，二者同为司法程序，《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院审查逮捕期限是7日。

判例法国家如美国检察官虽为行政权之派生也未妨碍一定程度之侦查权，还有针对高级官员腐败的独立检察官制度[15]。2.监察委员会行使监察权需接受宪法和监察法等规定的合法监督，如人大监督、政协监督、社会监督和公民监督等方式。

留置措施审批权限之归属有党委、监察委、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等四种可能路径，现行探索主要是党委或监察委审批两种。所谓其他强制措施包括哪些？既然处于司法程序，那么是由人民检察院根据《刑事诉讼法》对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还是由国家监察法律体系另行规定办法？从节约立法成本和简化监察司法衔接程序出发，我个人稍倾向延续现制。